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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赋税观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阳)人。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反对赋税征钱，主张征收实物。他指出赋税征钱与物价上涨的关系：“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认为征收实物税，人们将更加重视农业，“则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他不仅主张征收农产品，而且主张“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绵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绵丝百货，”即生产什么就征什么，既照顾了百姓负担，又扩大了赋税来源。为了保证京师的粮食和草料供应，他又提出距京百里以内的地方都征草，三百里以内的地方都征粟，五百里以内及河清地区可征米，愿意纳草、粟的也“悉以听之”。韩愈对盐法的基本观点是官府零售食盐弊多利少，而私商零售比官营优越，并反对加罪于无罪的富商大贾，反映了他反对抑商的思想。
司马迁赋税观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农、工、商“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是自然分工，根本无需政府横加干预。因此，他对汉武帝采用算缗、告缗等手段剥夺工商业者的财富、利用政治特权垄断盐铁经营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工商者渴泽而渔式的剥夺，会使“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最终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指责汉武帝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桑弘羊是“兴利之臣”不肯为其立传。司马迁认真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指出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仅生存了十几年便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在于“收泰半之赋”，而汉初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实行了“量支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可见，马司迁反对横征暴敛，反对以种种非正常手段聚敛财富，反对为取得财政收入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桑弘羊赋税思想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前80年)，出生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西汉著名理财家，曾协助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推行了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认为盐铁专卖作为国家统一的财政收入，可“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而不必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可防止豪商垄断生产经营，操纵物价，阻塞他们的“利途”;可缩小贫富差别，“以齐黎民”，缓和阶级矛盾。在实践中，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实行平准法。创设均输法，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武帝去世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l年)，汉王朝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会上，桑弘羊批驳了“贤良”、“文学”对政府财政政策的攻击，为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作了全面的辩解。他指出：“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需，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平准，均输则做到了“平万物而便百姓”。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和国家税源，桑弘羊主张抑制豪强兼并。强调“制其不足，调其不足”，“散聚均利”，“禁溢羡，厄利途”，防止“民有相妨之富”。他认为，实行盐铁专卖、平准均输正是为“绝并兼之路”，使“百姓可家给人足”：“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和政策是从维护最高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但在当时封建国家财政因连年战争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制豪强之有余，因贫民之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王莽赋税思想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西汉末以外戚掌权，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23年，新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被杀。王莽认为西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土地兼并。为抑制土地兼并，他主张恢复土地国有制，实行“王田制”。他认为最理想的税制，应是“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王田制推行后由于脱离社会实际，并招致豪强地主阶级的广泛反对而失败。王莽十分重视工商税收。制定了严密的工商税收制度，规定凡渔猎、畜牧、养蚕、纺织、医巫、交易均须纳税，“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王莽也十分注重专卖之利，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六管”法，即官营盐、铁、酒，官铸铜钱，官掌山川大泽，官办王均赊贷。王莽是一个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他的改制是失败的，这一方面是西汉末年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急于求成，频繁改制，并且迷信严刑苛法所致。但他的赋税思想仍在中国赋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