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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婚姻家庭法论文3000字(合集4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逐渐发生演变，从之前的野蛮转变到现如今的文明，因此婚姻家庭关系从原来封建的无中心的群婚转变到以夫和妻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从而便形成了家庭婚姻的二元化，由于这种婚姻方式使得婚姻双方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因此便形成了现代婚姻家庭关系。本文首先介绍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内涵及相关理论，让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婚姻家庭关系，接着阐述了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有关现状及对婚姻关系立法的一些建议。这对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相关立法具有更有意义的参考价值，也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实质所在。
关键词：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立法；内涵；立法建议
1婚姻家庭关系内涵及理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婚姻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有效地制定婚姻家庭关系相关的法规，加强有关婚姻的立法，在面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背景下，制定任何法律的目的都是要追求一定利益，当然婚姻家庭关系立法也不例外，婚姻关系立法的目的是要追求社会和谐和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以保证家庭关系的质量和期限，使家庭的多方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保护自身的利益和他人的权益。而在当代的中国，对于急速发展的社会来讲，婚姻家庭关系的现实需求较大，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过于简单和粗略，没有体现出家庭关系的平等性和科学性，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有些婚姻家庭关系制度还不太健全，仍需要加大完善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维护人民相关权益的制度。
1.1婚姻是男女双方为追求平衡而建立的一种合同关系
人类自古以来就意识到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婚姻家庭关系不仅可以繁衍后代，而且对促进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存繁衍和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婚姻家庭关系是这客观规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必须遵循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婚姻家庭关系从无中心、无主体的群婚到一元主体的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再到二元主体的现代一夫一妻制，都遵循着客观的婚姻家庭关系规律，反映了人类在历史文明的进步中，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究，从而使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双方主体才更加得平等，更加的相互尊重，从而使婚姻家庭关系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单位，成樯缁嶂饕寰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社会的发与进步。
婚姻家庭关系是男女双方为追求平衡与平等而建立的一种合同关系，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成分，不仅仅表示了男女双方的个人关系，而且也反映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婚姻的定义应该包括婚姻的实质性和婚姻的法律性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把男女双方的个人关系叫做婚姻的实质性；我们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叫做婚姻的法律性，而正是由于这两种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关系，才构成了婚姻的基本内涵与定义。有相关法律记载，婚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制度，而婚姻家庭关系则是在这已经确立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而建立的以男女两性为纽带的结构形式。当然，也有一些婚姻家庭关系立法相关的学者和专家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所确立的男女双方互为配偶的社会关系，而事实上，婚姻家庭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都相对比较抽象，本文认为婚姻家庭关系将上述的两种定义都包括在内，甚至更多。要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相关内容，以及准确定义婚姻家庭关系的内涵，还需要我们的继续研究和探索。
婚姻家庭关系立法最早可追溯到有关罗马法对婚姻家庭立法的记载，在罗马法中首次提出并记载了有关婚姻的概念与定义，它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男女双方已永续共同生活为目的结合的一种社关系，这个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男女双方必须是一男一女两个平等的主体，在一起共同的生活；二是，男女双方必须长久的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要以任何目的为前提的短暂性的结合。由此可看出，罗马法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理解有着非常科学合理并且人性化的一面，它既反映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性，而且更反映了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性，这也非常符合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趋势，为未来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提供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因为这样，罗马法至今仍被当做各国立法的基础依据和理论来源。
上文我们也提及到了，任何法律的建立都是有目标的，而婚姻立法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正当婚姻关系双方的正当利益和权益，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思想的多样化，人们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婚姻社会关系的出现，比如，“性自由”、“试婚”等不正常的现象，这就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提出了更紧迫。更深层次的要求。如果这种不正当的婚姻现象不断泛滥，这不仅会挑战婚姻立法的权威性，更加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创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规划婚姻立法就显得极为迫切。
将婚姻关系看作男女双方的一种合同关系，这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倡导的一种婚姻价值观，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婚姻家庭关系立法的发展趋势，更加有利于我国婚姻关系立法的完善和发展，它所倡导的男女双方相互平等，相互独立，没有任何的附加的条件或要求，使得婚姻变得更加的纯洁，更加地有保障，这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其次在婚姻家庭关系立法中，还明确规定了男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夫妻双方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和保管各自的财产，按照双方的协商来承担一定的家务劳作，因为是事先安排和协商好的，所以有助于增强夫妻间的责任感和信任度，有助于家庭环境的融洽。
1.2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现状及建议
总体来讲，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立法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体系，仍然在不断地探究和完善中，随着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不断变化和人们思想的多样化，人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也在不断完善，在已有婚姻法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新的婚姻法，修改其中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部分条例和法规。因为在修改过程中只是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一条一条地修改，因此没有建立一套系统性的体制。但是现在的婚姻家庭关系出现各种法规以外的问题，这就为我国提出新的婚姻法或者制定满足现在人们需求的新的法规和条例，对当代人们的婚姻行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纵使我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婚姻法系统，但是我们及时地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学习了国外先进化、人性化的立法经验，在制定新的婚姻法的时候，有了相当纵观外国有关先进的立法经验，在制订新的婚姻法的时候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立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全社会范围形成有法可依的风气，发挥法律的导向作用，使人们自觉地尊重法律和遵守法律，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提高家庭婚后的幸福指数，提高婚姻家庭质量，减少离婚率，从而促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2结束语
在这个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社会中，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概念越来越淡化，对家庭的责任也越来越少，要想加强人们在家庭观念方面的意识，我们必须要加强和完善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使其更加的规范化、具体化、科学化，真正做到立法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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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维护稳定工作，加强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分析、预防，通过总结街道综治维稳办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工作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维护稳定政策措施和制度机制。我**街道办事处综治维稳站就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工作，积极深入基层进行了了解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及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位于**区的东南部，东与**区**道办事处**街接壤，南至**路，西至**街，北至**路，面积**平方公里，居民***户、***人，是本市高档次居民住宅小区较为集中，餐饮、娱乐等服务业十分发达的新兴现代化城区。街道辖区的特点是“五多一少”，即：商服网点多，居民住宅小区多，专业市场多，学校多，驻辖区部队多；大型企事业单位少。
（二）社区。街道现有*个社区居委会，社区的特点是“三多三少”，即：成型的楼房住宅小区多，平房户少（仅有不到200户）；
1社区四周的商服网点多，驻区的大型机关企事业单位尤其是生产加工型单位少；社区的租房户、空挂户和流动人口较多，常驻人口少。
（三）辖区单位。街道辖两个公安派出所（**、**），有较大机关企事业单位35个，其中辖区县处级以上的单位6个（主要集中在部队），其余均为中小型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民营股份制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此外街道四周和辖区内还有二千多家从事餐饮、洗浴、自行车、小食品、五金建材、电器、家具批发等商服店铺，三产业十分发达。
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
**区**街道综治维稳办按照“大调解工作”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新机制，把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作为维护社区稳定、构建平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构建了“一办、七站、十四室”（一个街道综治维稳办，七个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十四个社区调解室和人大政协工作室分类负责）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采取“三五四”的模式化解矛盾纠纷排查，有效提高了处置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取得显著成效。
（一）加强“三个建立”，完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 一是建立机构。首先在街道成立以党工委书记为组长、街道主任、派出所所长为副组长的“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设在街道综治维稳办。其次在社区依托综治维稳工作站成立调解室和人大政协工作室，社区一把手兼任室主任。
二是建立制度。建立信息预警机制，加强预警，努力做到苗头早发现。从街道到社区上下建立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体系，对各种动态性、苗头性的矛盾纠纷及时上报、汇总、分析、预警，保证矛盾纠纷早预测、早发现、早分析，掌握主动权，有效控制矛盾纠纷的发展和扩大，切实将苗头性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建立突出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组织专项、集中、重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排查；同时，对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根据矛盾的利益关系、主体类型和内容形式，建立联动运作制度、责任制度、处置制度、保障保障等，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建立档案。在街道和社区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登记表、矛盾纠纷调处登记表，将排查出的问题分类登记、归口办理，落实每一个矛盾纠纷的责任，注明处理期限及结果。并在每月的综治维工作会议记录中，体现一个月以来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及调处情况。
（二）发挥“五个作用”，及时排查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一是发挥街道综治维稳办作用。为整合基层维护稳定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机构和人员的作用，街道综治维稳办一直重点着力于基础力量的整合协调、综治工作机制的完善，通过建立社区综治工作站、倡导成立志愿者队伍、建立社区警务室和协调
3警民联动机制，搭建起基层维护稳定的平台，将维护稳定的各种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统一指挥、整体联动、反应迅速、处置高效的工作机制，从更高层次上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公共安全服务。街道综治办成立两年多来，在所辖社区共建成巡防队、治安巡逻队、矛盾纠纷调节队等各类志愿者队伍25支，志愿者达300余人，安全稳定信息员14人。2010年，街道综治办协调整合多方力量，高质量完成了的全市大排查大调解工作。
二是发挥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的作用。根据区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总体要求，为了保证辖区维稳工作的顺利进行，街道党工委成立了综治维稳工作办，并于2009年，分别在7个社区建立了综治维稳工作站，站长由社区一把手担任，副站长由外勤民警和1名社区副主任担任，下设治保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安置帮教工作室、反邪教工作站、社区关爱分团、社区警务室六个分支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社区稳定，及时掌握社区治安总体情况、排查调处社区矛盾纠纷、宣传政策法律以及组织开展巡逻防范、反协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协助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等综治维稳工作。工作中维稳工作站充分发挥“近民”优势，不断强化综治维稳的基层基础工作，使“大走访、大调研、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形成长效机制，做到综治维稳工作重心下移，努力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在基层，推动了全街社会持续和谐稳定。
三是发挥司法调解室作用。基层调解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矛盾激化。为此街道在社区建成了“法律援助室”“调
4解小组”“司法调解室”等基层司法调解组织，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中，坚持法律服务与人民调节工作相结合，通过办理民事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等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较专业的法律服务，同时司法调解工作紧紧围绕办事处的整体任务，根据矛盾的轻重缓急，有重点的调处了一批矛盾纠纷。年初至今调处各类民事纠纷29起，有效地保证了辖区的社会稳定的和群众的安居乐业。下一步街道还打算联合妇联、残联部门建立法律援助联络机制，在各社区建立法律援助服务站，进一步健全法律援助网络机构，积极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四是发挥人大政协工作室作用。为进一步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取得实效，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加强政府与群众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切实为百姓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街道党委在社区成立了“人大政协工作室”，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作延伸到社区，让代表工作更加透明和具体，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更能发挥人大作用。工作室内制作了代表图板，将本辖区代表的姓名、职务向群众公开。成员来自政府职能部门、地产开发企业、律师事务所等各行各业，每周定期轮流在工作室接待群众来访，帮助解决居民面临的困难，倾听百姓呼声，传递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不仅把群众的意见下情上达，同时还很好的把党和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上情下达，释疑解惑。人大政协工作室成立2年多来接待来访群众200多人，组织助学、助困捐款4次，金额共计1万多元。社区人大政协工作室的建立为增进政府与群众联系，为化解
5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是发挥综治志愿者作用。社区面对的社会矛盾多数属于居民内部矛盾，本着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帮助解决这一原则，街道综治办决定发挥各类综治志愿者队伍作用，促进社会矛盾化解。7个社区共建有。“夕阳红”志愿者调解工作室、党员志愿者调解室等志愿者队伍4只，同时整合治保会、调委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社区综治维稳服务站为工作平台，充分发挥街、居、群众三级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在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积极构建治保、调解、帮教、普法、巡逻“五位一体”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格局。
（三）强调“四个突出”，以机制创新促进化解社会矛盾。
1、预防矛盾纠纷突出“早”。
调解关键在预防，街道综治办不断加强“五五”普法的宣传力度。依靠社区宣传板、文化长廊、社区QQ群、市民大课堂等多种途径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律观念，争取做到人人学法、懂法、守法，干部依法行政，百姓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量。
2、矛盾排查掌握信息突出“准”。
完善排查机制，超前稳控矛盾隐患。按照“预测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具体排查工作中着重保证三个方面：一是矛盾纠纷排查有一个完整的队伍；二是搞好经常性排查，一般情况下组织相关人员每月排查一次；三6是搞好集中排查。针对重大节日和敏感时期矛盾易发的特点，集中力量开展排查，主要查重点人员和重点地区。努力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防患于未然。通过及时排查，准确掌握信息，街道综治维稳办掌握了调解和稳控的主动权。
3、矛盾纠纷发现突出“快”。
矛盾纠纷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有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相当一部分的矛盾纠纷属突发性。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必须快介入、快调处，这样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避免事态扩大，减少调处工作的难度。只要及时介入，早疏导、早调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矛盾纠纷一旦发生，必须快介入，快调处。
4、矛盾纠纷调处突出“巧”。
街道综治办要求调解工作人员在调解中要注意自己的语言行为，在调解中我们的发言力求客观，准确，慎重。在调解时机不成熟时，对当事人争议过大，过于敏感的问题慎重提及，不轻易评判。评判过程中，注意表达上的明确性，准确性，合理性，不让当事人因我们的语言表达或肢体语言的不当而对调解人员产生怀疑，激化矛盾。
街道综治维稳办每年都定期对各维稳工作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进行阶段和年度考核评价，同时将考评结果作为向区政法委推荐先进集体、个人人选的参考依据。
三、对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和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想法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稳
7定是第一责任的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领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建立“超前化解”工作机制。要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营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和谐局面，必须从源头上着手，建立一种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矛盾超前评估化解机制。
（三）整合资源，构建“大调解”网络。希望今后在区委、区委政法委的协调下整合资源，将综治维稳部门、信访部门、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治保会、调解委员会以及各种群防组织有效地整合起来，联动预警，合力处置。
（四）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加强调解队伍建设是抓好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关键，建立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作风顽强，业务精湛的调解工作队伍是落实各项调解工作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健全保障激励机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调解奖励措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婚姻是维系家庭感情的基础桥梁，家庭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家庭稳不稳定，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增多势必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这对我们加快振兴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纠纷的成因
（一）因精神空虚、文化误区和道德缺失而形成纠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每个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伴随着婚姻家庭生活的提高，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随之而来乘虚而入，表现为婚龄不够非法同居、未婚先孕、试婚、包二奶等不伦理道德现象已屡见不鲜，形成了所谓的“时尚”、“新潮”等精神文化误区。婚姻一方纠纷当事人在喜新厌旧情绪驱使下，缺乏对婚姻家庭、子女的责任感；因而存在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以对方有过错、婚外恋、第三者插足提起离婚并要求赔偿导致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二）因张扬个性化、以婚姻一方为中心导致婚姻家庭关系形成纠纷。现代社会尊重人的个体价值，人们追求个性的张扬。然而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个性，很少考虑如何去适应对方和彼此适应，夫妻之间忽略情感的培养和思想语言沟通交流，加之心理、情感和文化素养上的差异，产生不可融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必然影响家庭关系的协调发展因而产生矛盾。“个性不合、性格不和”是当前婚姻纠纷当事人反映最多的理由，互相抱怨导致感情的裂痕愈演愈深，琐事的“小摩擦”逐渐发展成为长期的家庭矛盾。
（三）因经济利益矛盾形成纠纷。无论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财产之争始终是焦点。家庭经济的管理、经营、投资、债权、分家析产等，使财富积累日益趋向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取向、利益冲突、观念分歧等产生矛盾，现实中，困难家庭因为柴米油盐收支大打出手，富裕家庭因为房产、存款分割争执不休。
（四）因家庭暴力形成的纠纷。这类纠纷中，女性大多处于弱势。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等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存在，有的人认为殴打、虐待妻子是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加上社会道德发展水平不平衡，一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侵蚀，赌博、酗酒、吸毒等现象的影响，家庭成员染上这些不良嗜好就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极易产生家庭矛盾和纠纷激化。
（五）因赡养形成的纠纷。现实中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两代家庭，因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不同，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产生分歧；一个老人能养活一帮儿女，而一帮子女确不能养活一个老人，因此，时常发生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纠纷。
二、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
（一）矛盾排查难度大。“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的传统，婚姻、家庭矛盾发生之初，家庭成员认为是家里事，理所当然希望在内部消化，传到外面“没面子”、难看。矛盾根源发生后，纠纷当事人心中积累着怨气，随着时间推移，矛盾由量变到质变，越积越深。
（二）纠纷形成因素复杂。复杂体现在一是引起矛盾因素复杂，引发因素不仅有人的因素，还有经济、利益因素，表面看来是家庭成员关系之间出问题，实际是重大的经济利益冲突；二是多种矛盾交织，表面上是赡养问题，实质上是继承问题，表面上是小夫妻感情不合，实质上是双方父母干涉过多，等等复杂矛盾交织。
（三）纠纷发展快、易激化。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对争执不能互谅互让，经年积月累，深藏久蓄，一朝发泄，相煎甚急，容易走上非理智的选择，酿成后果，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几点设想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应注意以下事项：①调解要以促进家庭和睦为目标，注意调解的方式方法，多采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法，以亲情感人，以情理服人；②调解时还应多使用换位思考的方法，一方面调解员自身应富有人情味，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另一方面让当事人以诚信的态度进行换位思考，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取得他人的理解、支持和谅解；③调解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矛盾，注意方式技巧的灵活运用，应根据情形多适用动员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的方法，尤其应对家庭中有威信的成员启发开导，让其协助做思想工作，可根据案情较多地适用座谈会调解的方式；④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应以疏导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为主，但对一些涉及实际困难所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应及时施以援手，积极与有关部门或所在的村、居联系，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解决。
纵观婚姻家庭纠纷，其大都经历萌芽、升级、尖锐、激化四个发展阶段。矛盾处于萌芽阶段时，调解成功率高且效果好。随着矛盾阶段性发展，调解难度加大，纠纷容易反复，调解成功率降低。因此，婚姻家庭纠纷应早介入、早化解。
（一）要引起重视。家庭矛盾的隐私性使有些调解组织遇到一些家庭纠纷，往往采取不作褒贬，息事宁人的中立态度，甚至以“这是家庭内部矛盾，我们无权干涉”为由，忽视了其危险性，不作调解甚至推诿。婚姻家庭纠纷说小是家人吵架闹别扭，说大可能发展成为刑事案件，因此我们思想上必须重视，认清矛盾规律，寻找调解方法，深入细致调查。对不同内容纠纷采取不同方法：因家庭债务引起的纠纷，采取分析激励法；因过分强调个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换位引导法；对曾经夫妻感情基础深厚的家庭，采取煽情分析法；对一方不仅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同时在道德上也具有强烈的可谴责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批评教育法；对因家庭小事日积月累引起的纠纷，采取倾听疏导法等等。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好化解工作。
（二）要落实责任。调处矛盾纠纷是农场司法分局的一项重要职责。司法行政机关每年要在制定调解工作计划的基础上与农场司法分局签订责任书，对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建立责任制，完善奖惩考评，实行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不力“一票否决”；要层层抓落实，农场司法分局指导各级调委会在“六统一”基础上，完善人民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和例会、学习、考评制度，进一步规范调解工作程序，调解工作要做到“六有”，有记录、有方案、有专人、有时限、有回访、有检查。
（三）要依托网络信息。开展调解工作，必须发挥各级调解组织的网络作用，畅通信息。必须健全各级调解组织，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在社区、管理区、场直单位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居民小区、居民组健全民调小组或民调信息员队伍，形成二级中心三级组织四级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新格局，确保小矛盾不出社区、管理区，大矛盾不出农场，力争所有矛盾在辖区内得以调解解决。
（四）要创新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信访、调解、综合治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本着“抓早、抓小、抓苗头”和“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原则，把握主动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每月的常规月查、重点时期和重大节庆活动期间及敏感时期的专项排查，对可能引发的集体上访和矛盾纠纷隐患，边排查边治理，限时专人负责，多方法多途径争取提高调处成功率，及时掌握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信息，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防范”。二是建立维护稳定标本兼治工作机制。从“治本”和“治标”两方面入手，“治本”即加强法律、政策有关宣传，围绕全场中心工作，在群众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和咨询，帮助群众理解政策，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治标”即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及时受理、依法调解、尽快结案，提高调解成功率。如当前群众的敏感问题拆迁补偿、土地承包、林地补偿、大额资金管理、重大工程建设、开发建楼项目，涉及矛盾多，各级司法、人民调解委员会要积极宣传政策，参与咨询，钝化矛盾，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了工作中没有重大群体性纠纷发生，没有恶性案件发生。三是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在建立的人民调解员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农场法庭也要设置人民调解指导机制、示范机制、培训及调研评查机制，双方互动，实现诉调有效衔接。如农场法庭委托所辖农场调解委员会参与，成功调解了四起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四是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婚姻家庭纠纷单靠一个部门，往往孤掌难鸣，在建立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下，执法部门加大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力度，保障家庭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赡养老人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和家庭美德教育宣传等项工作，多方力量参与，多种资源联合，调解效果才能得到充分提升。
针对每一件个案，我们归纳了三点婚姻家庭纠纷调处方法，并积极用于指导实践。主要做法：
一是情感疏导。针对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成因，因势利导做好情感疏导工作。如在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纠纷中，引导女性自强自立；在析产继承纠纷中，从亲情伦理、营造日后家庭和睦角度劝说当事人适当让步言和；在赡养纠纷中，通过激发当事人养育感恩之情来帮助当事人协商确定赡养费用和方式；在子女抚养、探视权纠纷中，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方面开展矛盾协调工作。
二是开导沟通。在弄清来访者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矛盾后，视当事人矛盾激烈程度的不同，采用单独或集中的方式进行劝解引导，同时积极征求纠纷各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建议，视法律规定、案件具体情况和类似案例调处方法，依法提出合理化的解决方案，供当事人选择。
三是阶段释明。调前释法，先释明案件可能涉及的主要法律规定，使当事人对案件结果形成初步的自我判断和基本预测；调中明法，在调解过程中纠正当事人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引导当事人正确理解相关规定，及时调整预期目标，以利于达成调解协议；调后说法，当事人意见一致、协议签订前告知双方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督促其自觉履行。
摘要:尽管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作为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立法措施,其制度性的缺失以及内容的失之过简,难于操作,使其仍然有很大的修改空间。民法的法典化为婚姻法修订的第二步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完善婚姻家庭法就应当按照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全面、系统地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非该制度的纲要性规范。
关键字:民法草案婚姻法第二步人本主义亲权制度无效婚姻离婚救济
中国民法草案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浮出水面,但回归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决不应当是简单地将现有的婚姻法、收养法罗列其中,而应乘此民法典编篡之东风,全面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规范,并将收养法逻辑性地收入婚姻家庭编。
众所周知,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21次会议颁布了《婚姻法》(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是根据我国立法部门关于对婚姻法的修改分两步走的精神所迈出的第一步,即对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率先回应,先行予以修改和补充,以及时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而将婚姻法体系化的全面完善留待第二步*11。不可否认,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为一种过渡性或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但是与修订婚姻法之初制定的全面修改婚姻法,完善有关制度,填补立法空白,实现婚姻法的体系化、完整化和科学化的指导思想仍有相当的距离。修订后的婚姻法仍留有许多重要的立法空白,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全面确立,甚至法律的名称与其调整对象仍然不一致,名不副实依然故我。因此,民法的法典化为婚姻法修订的第二步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笔者认为,作为民法典的一编,既要与整个民法典的体例、体系具有有机的联系,又要凸显婚姻家庭法的身份法特征,要把婚姻家庭编修订成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法律。决不可以满足于婚姻法已经作出的修订,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措施。本文将在评述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利弊得失之后,就婚姻家庭法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孔之见。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得与失既然要迈出修改婚姻法的第二步,对第一步走了多远、走的如何自然要有一番反思。《婚姻法》(修正案)修订的成功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凸显了婚姻法的伦理性特征,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以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精神。婚姻家庭关系是一个以两性结合为前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实体,具有深刻的伦理性。在婚姻道德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法律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载体之一,负有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使命。《婚姻法》(修正案)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一致性,增加了导向性、宣言性的规定,倡导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是进一步体现了婚姻家庭法的人本主义,张扬人文关怀的精神,强化对人特别是处于弱势之人的保护。如第一次在中国法律的层面上作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使反对家庭暴力从此有法可依;再如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离婚救济手段。尽管这些规定并无特别的性别指向,但立法显然是针对我国大多数妇女以及儿童、老人在社会与家庭中仍处于弱势,易受损害的现实状况制定的,是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保护在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妇女、儿童与老人为目的的。
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责任,体现了婚姻法的时代性与适用性。在婚姻法的修订过程中考虑到婚姻家庭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将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增加与完善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制度及规定。如增加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作为保障各种结婚法定条件付诸实施的必要手段,完善了结婚制度。再如根据我国目前夫妻财产的状况,对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在对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还首次在婚姻法中确认夫妻个人财产,并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内容及效力作出规定。又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规定了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五种情形,便于法院操作适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还增加了法律责任一章,以强化婚姻法的强制性,保障婚姻法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尽管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作为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立法措施,其制度性的缺失以及内容的失之过简,难于操作,使其仍然有很大的修改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体系性缺失,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全面确立。缺失之一是作为调整婚姻家庭等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缺乏有关亲属制度的一般规定,而设立有关亲属的一般性规定,是统一我国亲属法制的客观需要。缺失之二是未设立亲权制度,使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缺失之三是未设立监护制度,使监护与亲权不分。由于历史的原因,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亲权)则由婚姻法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不仅造成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还造成两种制度规范的混同、重复。
二是有些规定未能达到与时俱进,缺少新意。结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修法,对结婚条件未作任何修订。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婚姻观、生育观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面对社会的变化,法律要有所应对,及时作出回应。如目前不婚同居者增加,事实婚姻也未因法律的不承认而有所减少,换言之,未经法律认可的婚姻家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对此类问题如何处理,修订后的婚姻法十分遗憾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我们应当看到,婚姻本身是具有事实先行性的,无论法律承认与否,各种业已形成的婚姻家庭关系对双方、子女、家庭及社会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婚姻法不能完全漠视婚姻实体的现实存在和其衍生的各种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它应以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为已任。有鉴于此,现代一些国家和地区或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或制定同居关系法以保护在这些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中的善意一方或弱势一方*21。对此,我们也应当改变观念,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或同居关系。
三是已有的制度中存在的内容失之过简、法条疏而不密、规定过于抽象、难以操作的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有13亿人口,三亿多家庭,而长期以来,调整如此庞大的人口与家庭的法律只有区区37条,2001年的修订,几经努力也仅仅增加了14条,达到51条,这不仅与其他国家动辄数百条的规范无法相比,与我国对财产法规范的数量也不成比例。显然,增加14个条款,不可能解决法条过于简略,无法操作,法官靠司法解释执法的尴尬局面。自198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就达六次之多,共计82条。2001年4月28日《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后仅仅8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作出了新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以为,上述问题以及在婚姻家庭立法中轻家庭、重婚姻的状况均是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易粗不易细指导思想的产物,因此,必须改变观念,立法为民,既便于遵循,又便于操作,将粗放型的立法逐渐向细密型的
立法过渡。完善婚姻家庭法就应当按照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全面、系统地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非该制度的纲要性规范。
对婚姻家庭编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完成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化,增设必要的制度
设立有关亲属的一般性规范,是完善婚姻家庭法的必要条件。婚姻家庭领域中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其发生根据的,同时,亲属关系在民法、继承法、刑法、诉讼法、国籍法等许多法律领域中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而亲属制度的一般规定,载入其他法律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应当由婚姻家庭法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因此,为了进一步从总体上规范亲属制度,尤其是使散见在各法律部门的亲属立法协调一致,有关亲属的范围、亲属的种类、亲系、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均应当在婚姻家庭法中作出明确的、统一的规定。
设立亲权制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现代意义上的亲权是父母双方共同享有和承担的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为防止亲权滥用,设立了对亲权的中止和剥夺制度作为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和救济。我国婚姻法没有建立完整的亲权制度,也未使用亲权的概念,修订后的婚姻法仅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但对父母不当行使权利或滥用权利的法律未规定任何救济方式,其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因此,设立我国的亲权制度要强化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不仅包括现有的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教育权利义务,还应当包括对父母使用、收益、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的限制,以及明确规定对不当行使亲权或滥用亲权者中止或剥夺其行使亲权,但不免除其给付子女抚养费的义务。设立亲权制度,可以使父母更明确自己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更好地履行职责,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监护制度应作为婚姻家庭法的一编。自1984年民法通则颁布以来,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实际上,无论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还是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都是以亲属监护为主,第三人监护只是亲属监护的补充和延伸。因此,大陆法系的国家大多将监护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的一编,在立法体例上置于父母子女一章之后,作为对亲权的补充和延伸。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设立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成年人监护两部分。其结果,既可以与亲权制度相区别,又便于与亲权制度相衔接,两种制度相互配合,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及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无效婚姻问题
无效婚姻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结婚一章增设的制度。婚姻法用三条确定了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对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范围作了基本的划分。规定了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明确了宣告婚姻无效的法律效果。增设这一制度,对于完善结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立法理念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增设的这一制度中存在很多缺憾。
就设立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理念而言,经历了从救济到制裁再到救济与制裁并重的演进过程。无效婚姻在历史上是教会法设立的对禁止离婚的救济方式之一,当有了离婚自由之后,法国民法典所设立的无效婚姻制度就成为对违反结婚要件的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现代社会的无效婚姻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已由传统的制裁作用发展为制裁与救济并重。法律从维护形式正义逐步转向维护实质正义。一方面,各国法律都承认违反结婚法定要件的婚姻是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另一方面,又通过规定抗辩理由、推定制度、除斥期间等方式,尽量为当事人,特别是善意的当事人及其子女提供保护,不轻率地宣告无效。即使宣告无效,也要对善意一方在经济给予一定的补偿*3。
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在立法理念上还停留在制裁的层面上。这就使得我们的立法忽视了对善意一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忽视了婚姻所具有的事实先行的特性。在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上,一律简单地宣告"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符合逻辑,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法律对无效婚姻中生活困难一方及无过错方的利益保护。可以考虑在宣告婚姻无效时,赋予生活困难的善意一方有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的权利;无过错一方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时,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与不足。此次修法采用了二元论结构,选择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并用的立法模式,但将可撤销婚姻列为附属地位,仅适用于胁迫一种情形,实际上,就缺乏结婚的合意这一私益要件所成立的婚姻而言,还应包括欺骗婚、误解婚及虚假婚。而且,未达法定婚龄的早婚、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缔结的婚姻也应划归可撤销婚姻范围,因为这些婚姻只关乎私益,应给当事人留下选择余地,由当事人本人决定是否要求已经缔结的有暇疵的婚姻被撤销。
目前的规定尽管对构成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要件等有所区别,但其效力却均为自始无效。这大大降低了将二者区别的意义。传统上,违反公益要件的是无效婚姻,其效果严厉,除当事人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请求无效,且为自始无效,违反私益要件的为可撤销婚姻,其后果显然要宽容的多,由当事人自行请求,且从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而且,按照现有的规定,对被胁迫结婚的一方相当不公平。受胁迫结婚的当事人,请求撤销该婚姻时,其婚姻从结合之日起无效,结合期间的财产不是共同财产,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受胁迫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本来是受害者,尽管撤销婚姻使其免受胁迫婚姻之苦,但自其结婚至撤销这一年内不仅损害不能得到赔偿,利益也得不到保护,受胁迫方不仅得不到财产,可能还会带一个非婚生子女离开共同住所。从婚姻家庭法的人文关怀出发,可撤销婚姻的效力应当是自宣告之日起无效,且应适当扩大可撤销婚姻范围。
此外,对于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请求权人的范围、认定程序、方式等问题,在法律上也应作出明确规定。为了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应采宣告无效制度,并针对婚姻法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区别不同情况明确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利人范围。而对于申请宣告时婚姻无效的事由已经消失的,不应再认定婚姻无效。否则,就不是对婚姻的实质性保护,而是以形式正义取代了实质正义。
离婚救济制度
离婚救济制度是法律为离婚过程中权利受到损害或经济遇到困难的一方提供的权利救济及困难帮助的方式。《婚姻法》(修正案)确立的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主要由家务劳动补偿、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家务劳动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均为新增设的制度。离婚救济制度彰显了夫妻双方人格独立与平等的理念,致力于损害与救济之间的衡平,而其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则体现在为离婚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架起了法律的桥梁。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的制度与理念,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与探讨。
其一,实践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直接适用非常鲜见。探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法律规定离婚经济补偿应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换言之,夫妻双方不适用分别财产制度就不适用家务劳动补偿。而目前在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仍然很少,据调查,城市居民中仅有2.7%,农村居民中仅有1.1%的夫妻有采取分别财产制的愿望,绝大多数夫妻认为,采取共同财产制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巩固夫妻感情*4。所以现实的讲,将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仅限于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当事人,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极大地限制了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因此,笔者考虑可以用离因补偿制度取而代之。离因补偿的含义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支付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准为参照,但仅限于必要的生活水准,不包括奢侈性消费。设立离因补偿制度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保障离婚当事人的生活水平,减少离婚给当事人以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是否应当给予补偿,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节裁判确定。
其二,有关经济帮助的规定,过于抽象,难以执行。经济帮助是我国婚姻法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婚姻法》(修正案)沿袭了1980年的规定,且未解决婚姻法这一规定过于简略的问题。由于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个人财产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关于一方所有的不动产等贵重物品经双方共同生活一定时期后转为夫妻共同所有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在目前主要由男方准备婚姻住房、女方准备供婚后使用的电器、细软的现实情况下,不利于对女方权益的保护。因此,《婚姻法》(修正案)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释对何谓生活困难及经济帮助的方式均进行了解释。所谓生活困难,应以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为限,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本人亦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另一方应以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帮助,并强调离婚后一方无房居住属于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予以帮助。"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方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说,以个人所有的住房对另一方进行帮助时,"立法未明确是以何种形式予以帮助,是临时居住权、还是长期居住权、还是彻底将房屋的所有权都转移给生活困难者。根据立法的本意,并经征求各方的意见,《解释》中采取的是最大限度保护弱者的做法,规定了必要时可以将帮助者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给生活有困难的被帮助之人"。*51笔者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住房是其个人重要的具有较大价值的财产,如果以房屋所有权进行帮助,一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帮助"的含义,(所谓"帮助"是指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给予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62)这种支援性物质支出在提供帮助一方的财产中不应当占过大的比例。二是对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利规定的漠视,对生活困难没有住房的一方,应以居住权予以帮助,居住权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是临时居住权,可以是长期居住权。
其三,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在中国的现阶段具有必要性,但仍须推敲。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使无过错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三重功能。一是通过损害赔偿,可以补偿受害者所遭受的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有利于使其心里上得到平衡,减少或抚平心理上的痛苦,从而切实保护其合法利益;二是通过强制过错方补偿受害方的损害,达到明辨是非,分清责任的目的,从而对过错方具有警示和威慑作用;三是补偿本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的真正实现。但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在立法技术和立法价值上仍有值得推敲之处。一是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无过错方"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在婚姻关系中,没有绝对的无过错一方。据笔者看来,这里的无过错应指没有该条所规定的四项情形中的任何一项,实际上是指受害一方,可以考虑用"受害方"取代"无过错方"。二是该条所列举的四种过错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比如说长期通奸行为可能比一般的虐待、遗弃对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应采取列举性规定与概况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在列举性规定之后增加一个概况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三是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不仅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应适用于登记离婚。在登记离婚中,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男女双方应该就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与财产分割、子女扶养一并达成协议,不能达成协议、无过错方又坚持自己权利的,应当通过诉讼离婚程序解决。四是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婚姻法》(修正案)未作明确规定,这里所要弥补的损害应当是既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
至于立法价值上的困惑,则是由该项制度对证据法的冲击带来的。在诉讼中,如何证明对方有四十六条规定中所列出的情形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法律要么牺牲另一方的隐私权,要么让举证方承担几乎难以避免的侵犯他人隐私权的风险。因而,从发展的眼光看,在立法上采取离因补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既可以达到同样的立法目的,又可摆脱法律的这种尴尬境地的理智选择。
1*1王胜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1*2如美国旧金山、纽约、西雅图等市制定了《同居伴侣关系法令》,日本在判例上承认未经结婚登记而事实上处于与婚姻同样关系的人有准婚姻的效力。澳门民法规定,两人自愿在类似夫妻状况下生活者,其相互关系即为事实婚关系,受法律保护。
1*3哈里。D格劳斯:《家庭法》(英文版)1995,第64页。
*4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
1*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婚姻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第1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现代汉语辞典》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6《现代汉语辞典》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