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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生活中，我们经常可能都会接触到合同的问题，但对涉外合同可能就不是很清楚了。特别是里面的法律适用的问题，比较复杂，对于这个问题，小编总结了相关知识，一起来看看吧。
1.首先要看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是不是中国的法律，没有选择就不能适用。
2.当事人选择法律时，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做出，选择的范围只能是实体法。而且，不能违反当事人所在国的基本原则和该国法律的强制规定。如我国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必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3.当事人没有选择时，可以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被称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如合同的缔结地法，合同履行地法，标的物所在地法、当事人的所在地法、法院地法和仲裁地法等。法院在依此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4.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和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国际惯例。
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个理论是杜摩兰在16世纪时提出而在19世纪时由学者仿效合同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命名的。根据该原则，当事人有权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而合同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也都按照这个法律来决定。意思自治原则已为各国所广泛采用，并规定在各自的国际私法中。鉴于意思自治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接受，本文拟就其在涉外法律适用中有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做一探讨。
正如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普遍接受一样，在接受的同时，各国法律对它所设定的限制也是普遍存在的。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适用是国家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行为。作为一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国家才可以决定以什么样的法律来支配一定的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并不是自然地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国家赋予的;如果国家不赋予，当事人便不能享有此项权利，这完全由国家决定。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各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所进行的限制也常常不同。
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当事人以“意思自治”规避内国法的适用，二是为了维护法律适用的公正。[2]这与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由形式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也是相吻合的。
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
对这一问题，有关国家的规定不尽相同，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1)当事人只能选择与合同有客观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如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2)允许合同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英国[3]、法国[4].(3)对当事人的选择未作限制。如荷兰、丹麦、联邦德国等。
笔者认为，允许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没有任何客观联系的法律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
首先，调整国际合同关系的法律，绝大部分是任意性法律规则。当事人对这类法律规则的选择，不应受任何限制。如果当事人通过法律选择排除了对某一与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则的适用，只要这一规则是一般的强制性规则，而不是必须适用于国际合同的强制性规则，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也应得到确认。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从而有利于保证国际经济交往的安全。同时，由于该强制性规则是一般性的，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并不会严重损害这个国家的利益。如果当事人通过选择某一与合同无联系的法律，排除了对法院地国必须适用于国际合同的强制性法律规则的适用，就应否认这一法律选择的效力，但否认的理由，实际上并不在于当事人选择了与合同无联系的法律，而在于法院地国的强制性规则具有必须适用的特殊性质。
其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双方都不愿把对方的属人法作为交易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适用某一个与合同没有联系的第三国的法律，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当事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当事人之间。
再次，反对当事人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主要理由是：当事人可能通过这种选择规避法律，即当事人的动机可能是非“善意的”。然而，在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动机是否“善意”很难证明。因此，采用主观的“善意”标准，不利于法律适用结果的确定性。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合同当事人选择一个与合同没有客观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是因为这一法律比较完备，并且为许多国家的商人和律师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愿望是“善意的”、有合理依据的，因而不存在规避法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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